为将者五德-与带队伍的朋友共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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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将领，如何带好队伍。首先，做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，孙子兵法就对带兵之人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总结提出来：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；”
为将者，就是作为将领所需的五种素质——仁、勇、严、智、信。
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孙子认为指挥官必须具备智谋、诚信、仁慈、勇敢、严明五大素养。
关于将的五德，梅尧臣的解释：“智能发谋，信能赏罚，仁能附众，勇能果断，严能立威。”。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中的何氏也有一段论述：“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，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，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，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，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。全此五才，将之体也。”   


孙子强调靠智慧取胜，所以孙子对将军的第一条要求就是“智”。王皙说：“智者，先见而不惑，能谋虑，通权变也”。战争是充满对抗性和不确定性的对抗环境，只有具备杰出智慧的决策者才可能胜出。所以战争年代，最优秀的人才一定在战场，和平时期，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在商场。   
“信”就是赏罚分明。“仁”是关爱自己的下属。“勇”是决断力，关键时刻敢出手、敢拍板。吴子说：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，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。” 所谓“多谋善断”，多谋，一定还要加上善断。“严”就是严格的纪律。
对于“将”，孙子给出的是明确的素质要求。这些素质不仅是对将领的要求，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。从这五个方面分析，可以很全面地评判一个团队领导者的水准。曹操注：“将宜五德备也。”五德兼备，不可偏废，才称得上真正优秀的领导者。但是人无完人，如果五德不能兼备，那么应当如何选择将领呢？孙子给出的顺序是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。
首先是“智”。智包含聪明、知识、智慧三个维度。大多数人只看重其中的一项，但其实三者兼得才有资格真正称为“智”。聪明指天生的智商。高智商者或思维敏捷，或拥有优秀的记忆力。然而如果孩子只是聪明，长大成人后依然会一事无成。伤仲永的故事不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告诫吗？方仲永五岁就可以写诗，令身边的人啧啧称奇。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让他去读书，而是让他继续写诗。等到成年以后，方仲永就和普通人没有差别了。
所以智不仅是天生的聪明，还必须包括知识的积累。知识是前人智慧的结晶。通过学习知识，我们可以使一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。然而知识多并不等同于聪明或有智慧。读了很多书但并不懂得应用的人数不胜数。读过同一本书，不同的人见识深浅也不一样。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就是智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脑力会有所下降，而知识浩如烟海。虽然人可以不断学习，但没有人可以学会所有知识。智慧则能使人明是非，知对错，权利害，识善恶，见微知著，晓古通今。        
没有智慧，就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。如果任命的将领“没脑子”，就很容易陷入对方的圈套，战争的结局不难预见。但是在封建时代，以身份高贵者为主将是极为常见的现象。那么如果这些主将在智上有所不足怎么办？这就需要通过下属来弥补。《六韬·龙韬·王翼》专门介绍了辅佐将领作战的十七类专业人员。即便将领足够优秀，他人的辅佐同样不可或缺。曹操就是一例。曹操本人以善于用兵著称，也曾亲自注解《孙子兵法》，但是他依然常常咨询下属的意见。他的谋士班子也是豪华阵容，郭嘉、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贾诩等著名的智士经常给他出谋划策。   
第二条是“信”。军队是庞大而复杂的多层级组织系统，没有上下级之间的“信”，军队的指挥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。不过“信”还是要排在“智”之后，因为如果没有“智”，如何分辨该信谁，该信哪些建议呢？“信”主要指上下级的信任关系。对于古代等级社会而言，身份高贵的人通常自带威信，并可凭此号令部下。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优势，上级要获得下级的信任，不但要言出必行、赏罚分明、以身作则，还要在判断力（智）和价值观（仁）上获得下级的认可，这样才能让下级相信上级的决断是正确的。此外，与下级信任上级同样重要的是上级对下级的信任。上级在制订计划、发布命令时，要相信下级有能力完成任务，也要相信下级在危机时刻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，同时还要在道德上信任下级，比如相信下级不会谋反或做出有悖于组织整体价值观的事。
当然，很少有将帅能独掌人事任免权，以彻底实现这种“信”的上下级关系。其实即便拥有这种权力，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，团队成员也不可能全部达到完全信任的程度。那么下属能力不足或道德可疑的问题，就需要通过制度手段来解决。比如，先行制订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，以弥补下属在决策上的不足，或者通过审计监察制度约束将领的个人行为等。   


第三点是“仁”。虽然“智”和“信”已经足够使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，但是如果没有“仁”，反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，比如黑社会组织或恐怖组织头目等。他们如果有智、信、勇、严这四项品德，反而会给社会乃至全人类带来痛苦与混乱。（笔者结合当代社会，推荐仁字做为带队伍第一关键点，如果不能以仁为本，不能以人为本，其它都是空谈，仁，也是“人”，要带好队，就要把弟兄们当人看，与相尊重，才有人愿意跟你混。如果人都没有，何谈带队，何谈领导。）
“仁”并不是指个人道德高尚或性情和蔼，而是指正确的价值观。在孙子看来，军事就是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”，体现在具体的价值观上就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战争胜利——这就是最大的“仁”。这一点在后文的分析中还会反复强调。在这个原则下，即便是“诡道”，甚至某些残忍的行为，都可以被视为“仁”。
第四点是“勇”。没有智、信、仁的“勇”只是匹夫之勇，而不是将帅之勇。所谓“将帅之勇”，并不是说将领一定要冲锋陷阵，而是说将帅要勇于担责。处于上位之人，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权力，同时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。一旦他们决策失误，国家往往将蒙受巨大损失。对于他们自身而言，错误的代价同样是沉重的，或丢官弃爵，或自怨自责，或以身殉职，或破国亡家，或遗臭万年。所以很多拥有权力的人，反倒更加谨慎，不敢有所作为。相较于决策时畏首畏尾，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勇气承担由自己的错误带来的责罚，反而将过错推诿给下级。
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，所以对于领导者而言，勇于决断、勇于担责是一项重要而难能可贵的品质。“勇”可以使将领无论遇到危机还是机会，都可以当机立断。即便决断失误，也会反思自身过失，而非将责任推诿他人。将领尤其不应将自身的过错推诿给下属，否则就无法再得到下属的信任。当上级的命令存在明显的错误时，下级也要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，甚至拒不执行这些命令。这种大勇之将无疑是“国之宝也”。   
最后一点是“严”，这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做到的。以信御人，以严律众。对于可以直接接触者，可以以信为交；对于无法直接接触的众多基层组织成员，则需要通过律法约束。如果有法不依，就无法取信于众。上位者如果执法犯法，更是会成为祸乱之源。
“严”应建立在“仁”的基础上。严格执行仁法，才能真正服众。如果严格执行恶法，必然激起反抗。比如秦末的严刑峻法，就是不问缘由对基层官兵严格执法，即便因为被洪水阻拦，依然要“失期，法皆斩”。这种毫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严厉处罚，激起了陈涉、吴广的起义，最终葬送了整个秦帝国。而曹操的割发代首就充分体现了“严”的限度。曹操在一次出征途中看到麦田已经成熟，就下令“士卒无败麦，犯者死”。于是士兵都下马行军。可是曹操自己的马突然受惊，冲进麦田，踏毁了大量成熟的作物。曹操找军中的执法官来定罪，执法官认为曹操作为主帅不应当受刑。曹操则说：“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帅下？”于是割下自己的头发代替首级示众。古代中国男女皆蓄发，只有出家的僧侣或奴隶才削发，所以髡刑可以算是肉体伤害之外很重的精神惩罚。士卒见状，就不敢违反军令了。
不过，许多后世读者认为曹操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有法不依的奸诈行为。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（故事出自《曹瞒传》，史学家多认为此书可信度不高），就其本身记述而言，曹操虽然没有从严判自己死罪，但也给了自己相当的惩罚。犯了军法就施加惩罚体现了军法的“严”，而仅割发，不斩首，则体现了“严”的限度：首先，无心之过与有意为之二者有本质的区别，即便行为或结果相同，前者也不应当受到与后者相同的严重处罚，比如现代法律对过失杀人和谋杀的处罚就有根本差别；其次，对于国家或军队有重要作用或素有军功的人，不会因小过受大罚，亦如现代法律中的豁免、缓刑、保释等制度。严而有度，是仁法的根本。   
总结一下将领的五德。“智”是打赢战争的基础，“信”是组织管理的核心。有了这两条，其实就足以打赢一场战争了。但是这样的胜利往往难以持久，也许可以连续赢得数次胜利，但是难以保证军队长期的战斗力。所以必须加上后面三项。要有向善的价值观，还要有勇气果敢地做出决断。最后才是通过“严”来约束兵众，让他们把将领的智、信、仁、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。后三项首推“仁”。有了“仁”，才能分清什么时候应该“勇”，什么地方应该“严”，从而避免暴政苛法。
此五者并不局限于军队，而是适用于组织管理。优秀的政治家、企业家往往也具备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这五种素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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